1944年9月，著名古典文學專家孫次舟教授在《中央日報》發表文章《屈原是文學弄臣的發疑》，指出了屈原的同性戀者身份，在當時文壇引起一片嘩然，并遭到多人圍攻。孫次舟又撰文《屈原討論的最后申辯》，堅持自己的觀點。作家朱自清同情孫次舟的觀點，并請出著名詩人、楚辭專家聞一多教授主持公道。聞一多次年在《中原》雜志發表《屈原問題》，肯定了孫次舟對屈原的發疑是楚辭研究的重大發現：“孫次舟以屈原為弄臣，是完全正確地指出了一椿歷史事實……”聞一多進一步闡明了此說的歷史背景和文化意義：在科舉尚未施行的戰國時代，文學家沒有獨立的社會地位和生存條件，他們只有依附于當時的國君與貴族才能生存，即成為“文學弄臣”。當時各國間戰事頻繁，“忠君”遠非時尚，“朝侍楚君，暮為秦僚”并不會招致非難，即使象提出“忠”與“孝”的孔子本人也頻繁地周游列國，并不因不能專事魯君而自愧。再說戰國時代盛行崇尚男風，人們并不以此為慚，所以屈原在詩歌中自稱“美人”，對自己的儀表多有夸耀，在詩句中對同性愛情作大膽表白，并不出奇。
　　屈原的故事由于記載的間斷而有失真實，但根據有限的史料還是不難構筑其生平。他盛年時豐姿秀美，才華超群，深得楚懷王的寵信，除了任官三閭大夫以侍奉內庭外，還被委以外交重任。后來由于列靳尚之流爭寵于楚懷王，中傷屈原。屈原清高的人品使他難以隨波逐流，以致哀怨難平，憤而投入汨羅江。
　　屈原的作品是其情懷的更好寫照，請看他在《抽思》中的表露：
　　結微情以陳詞兮，矯以遺夫美人。昔君與我誠言兮，曰黃昏以為期。
　　詩人與懷王以身相托，兩情相怡，與后來女詞人朱淑真之“月上柳梢頭，人約黃昏后”之表達同出一轍。然而，懷王的移情使詩人哀傷不已：怨靈修之浩蕩兮，終不察夫民心。眾女嫉余之娥眉兮，謠諑謂余以善淫。
　　靈修是古時女子對戀人的專稱，屈原以此稱呼楚懷王，同性間之愛情已一目了然。“浩蕩”其愛在今日看來就是指有多個性夥伴，再賢明的大臣也會認為國君如此乃是天經地義，屈原更沒有理由對懷王的“濫交”感到憤憤不平。宮中之女并無政治權力，應該說與屈原不會有政治上的利害沖突，但她們嫉妒詩人的美貌，為爭寵于楚懷王而不惜對詩人造謠中傷，可見屈原與懷王之間并非一般的君臣關系，而是帶有性愛的成份。待到屈原后來創作《離騷》時，盛年已過，色衰而愛弛。
　　泊余若將弗及兮，恐年歲之不我與。朝搴仳之木蘭兮，夕攬洲之宿莽。
　　日月忽其不湮兮，春與秋其代序。惟草木之零落兮，恐美人之遲暮。
　　這里是詩人對昔日風華的懷念與對青春逝去的哀嘆。余固知謇謇之為患兮，忍而不能舍也！指九天以為正兮，夫惟靈修之故也。初既與余成言兮，后悔遁而有他。余既不難夫離別兮，傷靈修之數化。
　　屈原怨懷王移情別戀，其無奈之感與梅妃怨唐明皇別情楊貴妃一般。京劇大師程硯秋演《梅妃》，唱詞有“初不信水東流君王他薄幸，到如今方知道別處里恩新”，言辭雖異，表達的卻是同種哀怨。雖然懷王能“浩蕩”其愛而無所顧忌，屈原對懷王的感情卻一往情深：
　　闔中既以邃遠兮，哲王又不寤。懷朕情而不發兮，余焉能忍與此終古！
　　詩人仍是情深意篤，但一廂忠貞卻無以抒發，而清高的個性又使他不屑卷入爭風吃醋、爾虞我詐的宮幃之角，終于受到排擠和放逐，以致積郁難平，投江而死，寫下了中國文學史上光輝而凄美的一頁。
　　屈原作為男寵與文學弄臣的史實至今鮮為人知，即使這份披露也會超出許多人的心理承受能力，但理想化的屈原本來就是人為地雕鑿起來的。去掉這些粉飾，真正的屈原仍是一位值得同情的歷史人物，更毋寧提他在文學史上的卓越地位。可以說，如果他沒有經歷愛情上的重大挫折，那么《離騷》又會從何而來呢？比如很多學者認為屈原的學生宋玉把楚辭體推向了顛峰，但這只是從創作形式上作比較。宋玉養尊處優，其作品曲盡幽意，雖是玲瓏剔透，令人玩賞不已，但華麗之余卻是清勁深遠不足，在氣勢上還是比不得其師屈原的。（二言）（轉載）屈原乃斷袖前輩的“流言”反倒是從直人口中聽來，千載之下，今天又是他老人家游泳的日子；1999年香港同志曾發起情愿，改端午節為同志節；屈原與楚懷王的故事，離騷上說得明白，大家過節也是要過得明白才是。